建设方工作人员签订分包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分析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方工作人员与第三人签订分包合同，判断该分包合同的效力是否及于建设方的主要依据为，该工作人员是否有权代表建设方并且是否以建设方的名义对外签订分包合同。
2005年9月22日，案外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上述工程后交给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2005年10月30日，刘甲作为乙方签字，一冶集团公司作为甲方(由刘乙签字)，双方订立《工程分包合同》，2008年2月2日，一冶上海分公司向五天实业公司发送《关于徐泾新厂房项目工程款支付的确认函》，载明：“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在徐泾新厂房项目施工过程中，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经贵公司、我公司及现场项目部代表刘乙三方核对，均无异议，该函上分别由五天实业公司和刘乙盖章、签字。刘乙在刘甲提供的《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中确认：“所有项目以640万元(陆佰肆拾万元正)结算。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于2010年10月19日向刘甲提供材料，显示：五天实业公司新建厂房二期工程的工地负责单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地企业联系人信息为刘乙。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载明“2006年第二季度全区建设工程项目不良行为通报”中载明“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三期的工程项目经理为刘乙”。2010年10月8日，刘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辩称：其与刘甲之间无合同关系，刘甲从刘乙处分包系争工程，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刘乙已经结算清楚并全额付清款项，故不同意向刘甲承担付款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系争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承接，对外显示一冶集团公司为总包单位。一冶集团公司称系争工程项目经理并非刘乙，但未提供证据，而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刘乙为工程的项目经理，工地企业负责人为一冶集团公司，而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合同，因此刘甲有权向一冶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款。但在实际施工中，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确认该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交由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由于一冶上海分公司系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而刘乙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中显示刘乙是以一冶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工程进行施工，因此可以确认工程实际为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负责。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与法无悖，可予支持。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刘甲主张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系由刘乙分包给刘甲，故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依据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记载，包括系争工程在内的五天实业公司相关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刘乙，虽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作为行业管理网站，其发布的相关信息的准确性通常应得到认可，且一冶上海分公司曾在发送给五天实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确认函中记载刘乙的身份为项目部代表，故本院对刘甲关于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主张予以采纳，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的效力应及于一冶集团公司。一冶上海分公司作为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负责系争工程的施工管理并对外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判决由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就工程余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因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刘甲付清全部工程款，亦未能明确已付款数额，故依据刘甲确认其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还应向刘甲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0)青民三(民)初字第2242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831号
　　
三、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2日，案外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天实业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一冶集团公司承包五天实业公司徐泾新建厂房车间一的土建及水电，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7,900,000元。同年9月25日，五天实业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五天实业公司徐泾新厂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建设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总计107,900,000元(包括前述合同金额)。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上述工程后交给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2005年10月30日，刘甲作为乙方签字，一冶集团公司作为甲方(由刘乙签字)，双方订立《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刘甲承接五天实业公司新园区水电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造价为5,897,554元，付款方式为保固期满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保固期为验收合格后12个月等。2008年1月9日，刘乙在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内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确认，该表格上载明：“工程名称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总包单位为一冶上海分公司，承包单位为刘乙作业队，承包范围为土建及安装总体，对外结算金额为81,500,000元，提取固定管理费2,100,000元，内部结算金额(含税)为79,400,000元，财务部意见中写明扣除税费2,603,886元”。2008年2月2日，一冶上海分公司向五天实业公司发送《关于徐泾新厂房项目工程款支付的确认函》，载明：“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在徐泾新厂房项目施工过程中，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经贵公司、我公司及现场项目部代表刘乙三方核对，均无异议，基于以上事实，现对贵公司支付徐泾厂房项目工程款作如下确认：1、贵公司支付至我公司银行账户工程款51,000,000元，2、贵公司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68,500,000元经三方确认后即为截止2008年1月31日贵公司支付给我公司徐泾新厂房项目的工程款，三方财务据此入账”。该函上分别由五天实业公司和刘乙盖章、签字。 五天实业公司发包给一冶集团公司的上述工程分项最晚竣工验收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 2007年6月26日，刘乙在刘甲提供的《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水电工程)中确认：“所有项目以640万元(陆佰肆拾万元正)结算，保修期一年从质检站竣工验收开始”。该汇总表上由刘甲的代表张仲青签字。2009年1月19日，刘甲申请工程款20万元，由刘继平作为经办人在用款申请单上签字。一冶上海分公司于2009年1月20日电汇昆山兴达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20万元(该公司于2010年9月16日出具证明，表明其代刘甲收取工程款)。刘甲确认截止至原审起诉前，其共计收到工程款4,770,000元。 刘乙于2008年11月17日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本人(刘乙施工队)承诺，本人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于2005年3月25日承接了旭懋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于2005年9月23日承接了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徐泾新厂房工程，并承包该两个工程，因这两个工程而产生的材料费、人工费等对外欠款都由本人(刘乙施工队)承担还款责任。……5月本人(刘乙施工队)又承包了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世天威K7-1总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现承诺尽快办理我(刘乙施工队)在世天威K7-1工程所做工程的结算，并对因我(刘乙施工队)在世天威K7-1工程中所欠的材料款和人工费等对外欠款承担全部还款责任。鉴于以上债务将给贵司带来诉讼风险，我愿将我本人全部财产(含股权)抵押给贵司，对以上债务的偿还提供还款担保，并配合贵司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包括我方相关人员的签字手续)，如贵司因以上债务导致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诉讼相关的各项费用将由我全部承担”。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于2010年10月19日向刘甲提供材料，显示：五天实业公司新建厂房二期工程的工地负责单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地企业联系人信息为刘乙。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载明“2006年第二季度全区建设工程项目不良行为通报”中载明“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三期的工程项目经理为刘乙”。 一冶上海分公司于2004年10月19日工商注册成立，一冶上海第一分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工商注册成立。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一冶集团公司曾用名。
　　2010年10月8日，刘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所承建的涉案工程项目结算价经双方确认为6,400,000元。但对方只支付了工程款4,970,000元，余款至今未支付。故刘甲请求判令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从2007年7月1日开始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的标准)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审理中，刘甲表示坚持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不要求刘乙承担付款义务。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辩称：其与刘甲之间无合同关系，刘甲从刘乙处分包系争工程，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刘乙已经结算清楚并全额付清款项，故不同意向刘甲承担付款义务。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无异议。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系争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承接，对外显示一冶集团公司为总包单位。一冶集团公司称系争工程项目经理并非刘乙，但未提供证据，而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刘乙为工程的项目经理，工地企业负责人为一冶集团公司，而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合同，因此刘甲有权向一冶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款。但在实际施工中，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确认该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交由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由于一冶上海分公司系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而刘乙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中显示刘乙是以一冶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工程进行施工，因此可以确认工程实际为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负责。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与法无悖，可予支持。
　　关于工程款的结算，刘乙为项目经理，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且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表示第三人可确定工程款，因此刘乙可代表上述两公司确认工程款金额。刘乙与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间就工程款进行了结算，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总共支付的工程款不会超过该金额，实际施工人领取的款项也计算入刘乙应得的款项，因此刘乙多结算给刘甲工程款有违常理。因此，刘甲应得工程款为640万元。至于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与刘乙间的款项可另行处理。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支付143万元工程余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付款义务人逾期付款，理应承担利息损失。刘甲认为其承包的工程是在2007年6月30日完工的，因此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从次日起承担未付款之义务。因刘甲和刘乙就双方结算的工程款支付时间在分包合同中明确予以约定，因此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从2007年7月1日承担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系争工程最后竣工验收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结合分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应自2009年12月29日开始承担利息损失。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甲工程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本金1,4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9年12月29日开始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审法院认为，刘甲主张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系由刘乙分包给刘甲，故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依据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记载，包括系争工程在内的五天实业公司相关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刘乙，虽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作为行业管理网站，其发布的相关信息的准确性通常应得到认可，且一冶上海分公司曾在发送给五天实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确认函中记载刘乙的身份为项目部代表，故本院对刘甲关于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主张予以采纳，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的效力应及于一冶集团公司。一冶上海分公司作为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负责系争工程的施工管理并对外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判决由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就工程余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就刘乙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因相关承诺只在刘乙与一冶上海分公司之间发生效力，并不能对外约束刘甲，故一冶上海分公司以此拒绝承担工程余款的支付义务没有依据。因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刘甲付清全部工程款，亦未能明确已付款数额，故依据刘甲确认其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还应向刘甲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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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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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后被害人意外死亡该如何定罪
——要看其死亡原因是否与寻衅滋事的行为有直接联系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简 今 胜


2003年2月3日晚10时左右，犯罪嫌疑人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伙同曹×新、黄×章、吴×奇等二十人到东华大夏二楼歌舞厅唱歌、喝酒，当晚11时左右，吴×奇唱完一曲后，不肯将话筒交给吴×花（被害人）的朋友，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在旁人的劝解下，平息下来，继续唱歌，到12时30分左右，吴×花及其他的朋友吴×明、吴×芳等人结帐离开，当他们下到楼下时，吴×锋、黄×章等人追到楼下，并将吴×明推下摩托车，这时有人说：“不是这个人”，吴×锋、黄×章便放开吴×明向正想骑摩托车离去的吴×花围过去，这时，吴×送将吴×花拖下摩托车，并与 吴×锋、 吴×仑、曹×新、 郑×吉、 吴×欣、黄×章等人将吴×花围住，并对其实施殴打，吴×花被殴打后爬起来往206国道跑去，吴×送、 吴×锋、吴×欣、郑×吉、黄×章、 吴×仑等人便在后面追，约追有20米远的地方却突然不见吴×花的身影，大家便返回大厦。后来，黄×章、吴×仑、郑×吉等人还将吴×花的摩托车砸坏。2月5日在离东华酒家二百米远的佛子潭找到吴×花的尸体。经法医鉴定，吴×花系因生前入水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可排除外加暴力致死。 [分歧意见]：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应定何罪。第一种意见认为：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吴×花的死亡与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行为不符合刑法中的任何一个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构成犯罪。我国现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因为争抢话筒唱歌而发生矛盾的，犯罪嫌疑人追打的对象是吴×花（死者），属特定的，此不符合寻衅滋事的客观要件，在嫌疑人追打死者的过程中，死者突然失去踪影，在当时的环境情况下，嫌疑人不可能预见有什么危险发生，只能最大程度地预见到被害人可能是藏匿起来了。并且，经法医鉴定吴×花的致死原因是生前入水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即溺死，可排除外加暴力致死。在东华酒家下面实施殴打的行为，并未造成死者轻伤以上，犯罪嫌疑人的追打行为与死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不能定为故意伤害罪，在刑法分则之中不能找出相应的罪名来定罪量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应不构成犯罪，否则为客观归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在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纠集众人追到楼下，并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殴打，主观上是有明显故意的。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吴×花死亡的严重后果。犯罪嫌疑人多人围攻吴×花一个人（此人是特定的），并共同进行殴打，如果吴×花没有及时逃走，有可能被殴打致死伤，吴×花逃走后嫌疑人继续追赶，如果吴×花被追到，也可能被殴打致死伤，吴×花在如此巨大的心理恐慌下，慌不择路，失足跌到水潭里造成溺水死亡，虽然吴×花不是被犯罪嫌疑人直接伤害致死的，但吴×花的死亡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间接偶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嫌疑人主观上有明显的伤害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追逐、殴打行为，结果上造成了被殴打者死亡，故应构成故意伤害罪。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寻衅滋事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首先本案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本案的死者的死亡与嫌疑人的行为虽然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嫌疑人对最终危害结果，主观上是没有故意和过失的，在客观上，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已经停止。其次，本案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便构成寻衅滋事罪：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本案中的嫌疑人，在属于公共场所的酒家里，唱歌过程中因争抢麦克风而引发纠纷，待事情平息后，又仗着已方人多，出于耍威风、取乐的动机，而借题发挥，将事由无限夸大，并加以利用，进而纠集众人追打死者，如果是正常人，在大年初三，大家都寻求吉利的思想下，此等小事绝对不至于大打出手，故此，嫌疑人主观上是属随意的。嫌疑人的行为是在极能吸引公众注意的公共场所——酒家，制造事端，无理取闹；在殴打被害人时没有特定的作案工具，打击强度也不大，打击的部位也不是要害部位，殴打时还伴有叫嚣、辱骂、示威等言词及行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什么私仇宿怨，也没有特殊的身份关系，而是在是非荣辱观念颠倒不清的好胜心理支配下，公然闹事，寻求刺激。事情发生后本案的嫌疑人对自已的行为后果并不十分关心，而是回到酒家继续喝酒，还特意砸坏死者的摩托车，使自已耍威风、取乐的不正当目的得到最大的满足。其行为对象也应为不特定，因为，寻衅滋事的对象不特定性并不是行为之时的不特定，而是指预备行为之前的不特定。本案中的吴×花如果是换成别人，在当时的情况也会被嫌疑人追打。所以，就本案的案情来看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至于死者后来的死亡是不能预见、不可避免的，属意外事件，不影响对嫌疑人的定罪。但是，吴×花的死亡与嫌疑的行为有一定的联系，可作为量刑情节。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简 今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