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2月28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2年2月28日公布 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养殖渔业
第四章 捕捞业
第五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六章 罚 则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资源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行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方针，作好渔业水域的统一规划和养殖、加工、合理捕捞的综合开发。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和鼓励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在渔业资源保护、养殖，发展生产和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渔业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专群结合的办法。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渔业管理工作；州（地）、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在重要渔业资源所在地设立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跨行政区域的渔业水域，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管理，或者由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群众性护渔活动，应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进行。
第六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执行，查处违法行为；
（二）负责渔业资源及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工作，协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三）办理捕捞许可证和有关渔业生产、收购、运输等事宜，按国家规定征收渔业费用；
（四）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处渔业纠纷，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五）负责渔业船舶的登记、检验和船员考核的发证工作，调查处理渔业船舶交通事故；
（六）负责渔港及其它有关渔政管理事项。
第七条 渔政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核发的检查证件。
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渔业捕捞、养殖、购销等活动和渔业证件、渔船、渔具、网具规格、捕捞方法、渔获物进行检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或阻挠。
第八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配备必要的检查船舶、车辆、通讯、监测等设备器材。
第九条 经省公安部门批准，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在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查处非法捕捞和运销活动。
青海湖沿岸的铁路、列车和公安部门应积极配合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渔政检查。
第十条 各级公安、司法、工商行政管理、交通、铁路、水利、环境保护等部门应与渔政监督管理部门相互配合，共同保护好渔业资源。
第十一条 外国人进入我省渔业水域从事渔业资源调查，采集水生动植物标本，拍摄鱼类或其它水生动植物影片、图片，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后进行。

第三章 养殖渔业
第十二条 根据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在政策、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鼓励支持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宜渔水域和非农荒地、河滩、沼泽、盐碱地、洼地、地热水、工厂余热水资源发展养殖渔业。
对重要水域和重要渔业、水生生物资源，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建专门经营机构，统一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开发。重要水域和重要渔业、水生生物资源具体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对水域利用的统一安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全民所有的水面承包给单位和个人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使用证；跨县的由有关县协商核发或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发。
全民和集体所有的水面可以由省内外单位、集体、个人承包，也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联合经营，也可实行租赁、股份制、引进外资等经营形式，发展养殖生产。
第十四条 养殖水面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养殖水面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解决；未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养殖生产。
第十五条 承包具有一定规模的水面，应签订合同或协议，并经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鉴证。签约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
第十六条 领取养殖使用证的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使水面荒芜满一年的，由发证机构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按同类养殖水域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50％征收水面荒芜费，并可吊销养殖使用证。
第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用养殖水面、河滩等，按照《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捕捞业
第十八条 捕捞渔业按照有利于保护、增殖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原则，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第十九条 凡在青海湖、鄂陵湖、扎陵湖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由渔业水域所在地的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青海湖渔场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
在其他水域从事捕捞生产的，由当地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条 凭证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渔法及捕捞限额作业。
第二十一条 制造、购置、更新改造渔业船舶，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经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检验合格，方可下水作业。
第二十二条 对湟鱼等名贵鱼类的运销实行运销证制度。
捕捞许可证和运销证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不得翻印、涂改、买卖，出租和转让。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厂矿、农牧场等非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不产资源的捕捞。

第五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四条 对下列名贵鱼类和水生经济动物实行重点保护：
（一）青海湖裸鲤（亦称青海湟鱼）；
（二）花斑裸鲤（亦称大嘴湟鱼）；
（三）极边扁咽齿鱼（亦称水嘴湟鱼）；
（四）黄河裸裂尻；
（五）拟鲶高原鳅；
（六）骨唇黄河鱼（亦称山弓鱼）；
（七）卤虫、林蛙；
（八）其他高原土著经济鱼类和引进的名特优养殖鱼类。
第二十五条 禁止炸鱼、毒鱼、电鱼和捕捞川陕哲罗鲑、大鲵、疣螈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
第二十六条 水产品捕捞标准：湟鱼尾重为250克以上；其他鱼类捕捞标准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渔获物中的幼鱼比例不得超过10％。
第二十七条 对下列重要渔业水域、水系实行重点保护：
（一）青海湖及其附属水域；
（二）鄂陵湖、扎陵湖及其附属水系；
（三）可鲁克湖；
（四）托索湖及其附属水系；
（五）玛柯河及其支流。
第二十八条 青海湖每年12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为禁渔期，每年4月1日至8月31日，沿湖岸水域二公里内、三块石（弧插山）至沙陀以西的水域，以及布哈河、黑马河、边马河、泉吉河、沙柳河、哈尔盖河、甘子河等河口、河道为禁渔区。
鄂陵湖、扎陵湖以及吉迈以上黄河河道相通的湖泊进出水口、鄂陵湖与扎陵湖之间河道、星宿海附近河道每年6月1日至8月31日为禁渔区。
玛柯河及其支流为常年禁渔区。
本省境内的其它水系、水域的禁渔期、禁渔区，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并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因养殖、科研等特殊需要，在禁渔期、禁渔区作业，使用禁用的渔具、渔法，捕捞名贵水生动物必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在重要渔业水域捕捞使用的网具，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机船拖网最小网目不得小于7厘米，不准在囊网中加置衬网而变相缩小网目；
（二）胶丝挂网网目不得小于9厘米。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重要渔业水域及所属鱼类产卵场、繁殖区和洄游河道建造拦河闸坝、引水渠道、水库等水利工程时，应事先征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围垦苗种基地和养殖场所。
第三十二条 在重要渔业水域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应事先同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并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保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
禁止向渔业水域排放各种有害物质。
第三十四条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为年捕捞总产值（以国家不变价计算）的4％，由捕捞者在办理捕捞许可证时一次缴纳。
第三十五条 根据渔业资源情况，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宣布封湖、禁捕。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六条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一）擅自捕捞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二）未经批准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的，责令赔偿资源损失，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渔获物现值五倍的罚款；

（三）炸鱼、毒鱼、电鱼和使用禁用的渔具、渔法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渔获物现值五倍的罚款；
（四）擅自捕捞的，没收渔获物、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渔获物现值三倍的罚款；非法收购、贩运鱼货的，没收鱼货，暂扣运鱼工具，并处以渔获物现值二倍的罚款；
（五）违反捕捞许可证的规定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非法所得，并处以渔获物现值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捕捞许可证；
（六）渔获物中幼鱼比例超过10％的，除没收渔获物、赔偿损失外，并处以渔获物总量现值一倍的罚款；
（七）伪造、涂改、买卖或以其它形式转让捕捞许可证、运销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运销证，并处以100元至1000的罚款；
（八）偷捕、抢夺国营、集体、个人养殖的水产品，破坏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处以100元至1000元的罚款。
上述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填写处罚决定书；作出罚没决定的，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核准的罚没收据；扣押物品的应开具清单。
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当地财政。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拒绝、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殴打渔政检查人员的；偷窃、哄抢或者破坏渔具、渔船、渔获物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渔政人员以权谋私或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农林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



1992年2月28日
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述要

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是国家产生、国际关系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本文仅就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作一粗线条的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国家主权原理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欧洲16世纪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运用，具有不可转让与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贯穿国际法始终，“国际主权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尽管在学术上，有的学者对主权这一概念颇多微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宣称放弃国家主权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国家主权思想贯穿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主权原理的最杰出、最独特的阐释，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使这一阐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一代伟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国两制”体现了主权的对外不可分割性和对内可分割性的原则。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时，英方坚持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企图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在主权问题上给英方以明确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维持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英国人留下来”等“民意牌”、“经济牌”为借口，谋求“在承认中国主仅的条件下，由英国人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联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国家主权包括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在对外方面，一国主权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②。治权即行政管理权，是国家对所辖地区行使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行使属地优越权的直接表现形式，国家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独占的、完全的管辖，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到达的。英方对香港谋求“以主权换治权”，目的是要继续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对香港“共同保有，这些国家对这块领土和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权”③，无非还是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玩弄花招。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提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l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严正而明确的立场，使英国最后不得不改变立场，不再谋求英国“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权在内的完全的主权。
虽然主权在对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对内方面则具有可分割性。美国著名公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任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⑤。要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终审权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这些自治权不仅比内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大，而且也比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邦或州的自治权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权保护原理
人权是指作为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人享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出身、财产、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作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护人权的，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享受人权的主体和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中国人民的人权不受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限制而为全社会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具有真实性。而资产阶级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是金钱特权，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之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财富占有总量越来越少，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本质区别。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要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⑧这里所说的国权，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说明：国家主权与人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国家主权，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和最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理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的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⑨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就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对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要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 “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 “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④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88、331、208页。
②[奥]基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③《奥本海国际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页。转引自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⑤[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涯文选》，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


本文首次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