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与反腐败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 本文原载于《社会观察》2003年第3期，有删节）

今年8月27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行政许可法》获得通过。普遍认为，这部法律是对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巩固，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自从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使我国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直至现在的《行政许可法》延续了相同的立法理念，即行政法不仅是治民的法，也是治官的法，既要防止相对人滥用权利，又要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唯有在平衡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当前，为了改变行政法权利（力）结构失衡的现状，行政领域的立法力图矫枉过正，淡化管理的色彩，加强控权的力度。《行政许可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并且在借鉴以往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有效抑制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许可法》——你能为反腐败做些什么？

行政许可（亦称行政审批）制度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克服人们的自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如发放排污许可证；它也可以激励给社会带来正外部性的人增加产品供给，如对专利的许可保护；它还可以抑制社会成员对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耗，如对私人采矿权的审批。可见，行政审批是国家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是政府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可是这项制度却为大多数国人所诟病，人们常常痛陈它的弊端——设定权混乱、重审批轻监管、自由裁量权过大、乱收费等等，更重要的是，行政领域内的腐败大多发生在审批环节上，许多领导干部利用审批权谋取私利。在民众的强烈呼声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诞生了，它成为廉政制度建设的新亮点，它所确立的诸多原则成为反腐败的“防火墙”。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便民原则。它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审批，所以行政机关总是把审批看成是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对相对人的恩赐。便民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作为的义务。这极大地改变了为官者的权力本位思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阻抑了造成腐败的主观条件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使行政机关利用审批搞腐败的难度加大。仅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受理环节我们就可窥见一斑：首先，申请形式没有限定，除当面申请以外，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任一方式提出；其次，申请环节大为简化，审批应当由多个机关或者同一机关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可以由其中一家统一受理并统一送达，或者集中起来联合办理；再次，受理决定当场作出，若申请材料不合格，必须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可见，便民原则不仅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而且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申请人不必再看办事人员的脸色行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也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设立法定原则，即设定许可的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法律规定只有六类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而通过社会、市场自行管理以及事后监督就能规范的事项可以不设许可。可见，行政机关不仅把自己专属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给原主。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权力越大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多。政府的审批权随着放权、还权的过程逐步萎缩，以权谋私的现象将减少。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形成一支外部监督力量，这对反腐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次，行政机关不论层级高低都热衷于设定审批，这成为部门腐败的最大根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大量设定审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就多一项收费。今后，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设定，规章的设定权被基本排除（只有省级地方规章可设临时性许可），这些做法不仅使地方和行业的保护主义有所收敛，而且让贪官污吏难以敛财。再次，《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许可的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许可之前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民意。这就兼顾了管理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专门为收费而设定的许可事项，抑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的许可事项规定实体要件，所以审批行为更具自由裁量性，容易使审批者滥用职权。程序正义原则将使制度缺陷得到有效弥补。第一，审查受时间限制。行政机关除当场作出许可外，审查的时限是20日，联合审查的时限是45日（经批准可分别延长10日和15日，但是应当告知理由）。用拖延战术迫使申请人给好处的做法行不通了，违反审查期限的人员必将受到追究。第二，政务必须公开。一方面，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公开制度，腐败就无处藏身。第三，推行听证程序。告知、回避、公开、说明理由等规定都强化了行政机关程序上的义务，更体现了听证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准司法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查清客观事实，更加公正地作出裁判，而且能顾全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听证制度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审批与监管并重原则。一方面，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活动的监督。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在权钱交易下，贪官与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审批的人形成了博弈关系，他们都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且一方在选择策略时要判断另一方的行动模式。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下，行贿方考虑到只需一次性买通审批人就可一劳永逸地获益，受贿方也认为自己有利可图，因而交易达成。在审批和监管并重的情况下，受贿方的行为模式被法律强制改变，定期监督相对方既是其权力也是其义务，而行贿方为了让“不当得利”维持下去，就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当支出超过预期可得利益时，他的最优选择就是把行贿的支出转移到待审项目的完善上，使之真正达到审批的要求。因此制度改进后的博弈结果使得腐败现象减少，社会收益增多。可以预见，最近经常发生的烟花厂爆炸、学生食物中毒的事故，在审批部门加强长效监管后，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确立了诸如信赖利益保护、权责一致等许多原则，在此不作赘述。可见，从法律上防止行政许可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是《行政许可法》立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也确实从各个角度有效地实现着这个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你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行政许可法》的确是一部反腐败的力作，将为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能根治腐败，那就错了。笔者认为，反腐败从来就没有灵丹妙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政治非常民主、制度十分健全，腐败依然会发生。任何制度都只能从不同角度抑制某一部分腐败，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拿一种抗生素对付所有的细菌。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克服的世界性难题，是一个由林林总总、互为倚重的多种制度构架而成的系统工程。

从腐败发生的范围来看，《行政许可法》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腐败。所谓腐败就是一切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不正当行为。从公权的性质来看，腐败包括了国家机关的腐败，执政党内的腐败，还有其它拥有公权的组织的腐败；从谋私利的主体来看，腐败包括了集体（部门）腐败和个人腐败。可见，行政许可法仅仅规制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行政机关的部分行为——审批行为，即只能抑制行政机关在审批环节中搞的腐败。首先，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腐败问题。长期以来，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党管一切，但是它又很少受到像西方执政党那样的议会控制，同时，检察机关、监察部门、纪委都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由它们监督本级领导干部的做法，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所以党内的腐败比较严重。其次、司法腐败也是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它，社会就无正义可言，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当前，司法权常常受到党政机关的不当干涉。失去独立的司法权必然腐败丛生。再次，行政机关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很多，不只是行政审批一种，虽然行政审批环节最易产生腐败，但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复议等领域也都可能发生腐败，我们应当全面关注一切行政行为的廉洁性。最后，审批权也不是仅仅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有一部分已经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授权给社会中介组织行使，此时社会中介组织使用的也是公权力，滥用它也是腐败。

从《行政许可法》本身来看，它自有其先天不足，它不能完全抑制审批环节的腐败。首先，《行政许可法》的一些条文看似斩断了腐败的源头，其实它仅仅使得腐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行政审批不得收费的规定，使部门腐败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加大了个人腐败的可能性。如政府对特许事项采取人为控制，使得稀缺资源的供应价格低于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此类资源的供应缺口，如果市场均衡价格与人为确定的低价间的差额没有用于政策设定的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即成为“租”。过去 “租”的一部分被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部门用收费的形式“寻”去了。禁止收费后，资源还是稀缺的，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得到它，申请人就可能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把“租”的一部分以贿赂的形式交给握有实权的个人，造成个人腐败的增多。其次，《行政许可法》的实体性规定过于原则，对审批行为的规制主要还是体现在程序上。例如，本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许可，一般情况下，法律还应设置排除条款弥补正面规定的不足，但随后规定的却是四类“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不”三个字不带有强制性，并没有排除不能设定许可的事项，实践中，如果许可设定机关不能准确地把握，或者不愿善意地理解立法的精神，就很有可能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从而让某些腐败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再次，提高设定许可的规范层级也不能绝对抑制腐败。一般认为，立法主体的层级越高，所代表的民意就越广泛，所立的法就越具有民主性。但是行政立法应当例外，因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以外，行政机关还有扩张权力和便宜行事的需要。今后，原先由各部委设定的许可事项将转交给国务院设定，权力的集中使得腐败的数量减少，但是腐败的“质量”也许会提高。而且国务院不可能亲自设定各个领域的许可事项，制定行政法规的具体操作必须由相关部委完成，包括立法建议、立法调研、草案编写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部门立法，可能掺杂部门利益，造成本应取缔的审批项目反而得到了行政法规的保留。

从法律的执行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对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人民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淡薄。《行政诉讼法》已经施行了十多年，但是“民告官”的案件却寥寥无几，许多老百姓对腐败现象采取漠视或者容忍的态度，民间甚至提出了“肥猪理论”（大意为：贪官肥了，胃口小了；新官来了，贪得多了），客观上造成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如今，我国的法律逐步健全，为反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作为受益者的老百姓，由于法治观念谈薄，却将其搁置一旁。如果他们还把《行政许可法》仅仅看作摆设，即使条文规定得再好，也会失去反腐败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反腐败的措施都会受到腐败分子的抵制，《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由于行政许可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它们会设法规避法律的制约。前一段时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各级政府内展开，中央与地方都砍去了一半的审批项目，但大多是一些不常用或是不收费的项目，触及地方与部门根本利益的项目几乎未动。由此可见，行政部门顽固地守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同时随着法律对审批行为的控制加强，腐败分子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其它领域，企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收容审查制度被废除后，劳动教养案件就大幅增加，后者成了前者的替代品。因此，《行政许可法》既要克服人民群众的消极对待，又要克服腐败分子的积极抵制，惟其如是，才能实现它的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如何实现你的反腐败理想？

我们不能奢望《行政许可法》根治腐败，它绝对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在某个领域内发生的腐败，一部法律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若是没有其它制度、法律、观念等诸多因素的配合，其本应具有的反腐败效用也会不断递减，最终导致聊胜于无的结果。为了实现《行政许可法》的反腐败理想，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应当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全民族的法治观念。宪法规定，我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有两条标准，一是，法制要健全，也就是要有法可依；二是，全社会要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也就是要有法必依。我国当前的现状是：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无法可依的时代过去了；而全社会却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有法不依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现在很难通过法律来预防和制裁腐败行为，贪官污吏面对法律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拿法律作武器保护自己。在不少人眼里只有打官司才用得上法律，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有“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其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行政机关若是违法一样可以做被告。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它的违法行为又不能通过司法程序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有正义，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只有行政机关做到依法行政，人民群众学会用法维权，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才能提高，腐败现象才会减少。

第二，我们应当逐步实现权力的多元化和权力的相互制衡。俗话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应当打破原先以国家权力作为统治社会唯一权力的局面，要让人民群众、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权力也加入到支配社会的力量中去，从而形成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三足鼎立的态势。一方面，国家要向社会放权、让权和还权，把自己管不好、管不了或者不该管的事务交给社会自我管理，自觉地从社会自治领域退出，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治性管理权；另一方面，国家要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尊重某些国际性组织的权力，使本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在新的“三权分立”下，国家的权力减少了，政府的规模变小了，有条件搞腐败的人也就不多了。同时，我们应当改变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失衡的现状，实现国家权力间的平衡。因为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干涉性和扩张性，成为三权中最强的一极，最容易产生腐败，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其立法和监督功能，有效控制政府的系统性腐败，而且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防止行政机关干预法院的运行和日常事务，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

第三、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使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抑制腐败。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某一部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制定新的法律，还要完善已有的法律，要对腐败进行围追堵截，最终斩尽杀绝。就防止行政领域的腐败而言，首先，我们要建立公务员制度并完善政府组织法，使其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精简机构和人员提供制度保障，只有依法建立的政府才可能是“有限政府”，才不至于侵犯社会的自治和公民的权利，才不会因为权力过大和握有公权的人太多而造成腐败。其次，我们要制定《行政收费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向没有法律规制的领域转移，全面堵住制度的漏洞，不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再次，我们要完善《行政诉讼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WTO规则的要求，它将使得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在实施的过程中被及时撤销，从而有效地缩小腐败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范围。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20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0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三章 生育计划管理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五章 计划生育管理机构
第六章 奖 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实行按计划生育人口，严禁计划外生育。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三条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坚持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同时依法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把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同经济建设一起抓，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政府政绩和单位负责人实绩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资金、物质和技术投入，为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六条 提倡晚婚、晚育。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二十三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七条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对确有实际困难或者特殊情况的夫妻可以允许有间隔地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八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按计划安排：
（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经市（地）级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三）曾患不育症，依法收养了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申请生育的；
（四）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五）夫妻一方从事矿工井下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六）夫妻一方是烈士的独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七）夫妻一方系非遗传性残疾或者因公致残失去劳动能力，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八）夫妻一方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九）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系未生育的。
第九条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的，除执行第八条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按计划安排：
（一）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如女家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二）兄弟两人以上，只有一个有生育条件，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姊妹均已丧失生育条件并未收养子女的；
（三）在与内陆不连结的海岛定居的。
第十条 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农业户口申请再生育的，可以按计划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申请再生育的，可以按计划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均依法判随前婚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二）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在我省定居的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其子女在国外或者台湾、香港、澳门定居，身边无子女的。
第十二条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生育，女方系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女方系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生育计划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人口发展计划，科学制定本辖区生育计划，并逐级落实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民主讨论，将生育指标落实到人。落实生育指标时，符合晚婚晚育年龄的应当优先安排。
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超过计划安排生育。
第十五条 实行生育证制度，持有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
依法结婚后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生育证。
符合第二章规定要求再生育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发给生育证。
生育证核发机关应当对当事人的生育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发给生育证；对不符合生育条件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执行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山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十七条 提倡优生优育。结婚和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逐步推行婚前健康检查。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持生育证中期妊娠后非医学需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妊娠。
第十九条 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确诊可能造成下一代出现严重缺陷或者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应当终止妊娠。
第二十条 有生育能力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应当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节育措施。提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已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妻一方落实绝育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
第二十一条 节育手术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的技术人员，在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单位，严格按操作规程实施，确保受术者的安全与健康。
第二十二条 施行绝育手术后，因情况变化允许再生育的，经本人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医疗单位施行吻合手术。
第二十三条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后遗症，予以免费治疗。治疗期间，是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照发；病休超过一年的，参照劳保规定处理；是农民和城镇居民生活困难的，由所在基层组织和单位给予照顾，或者由当地人
民政府酌情给予救济。

第五章 计划生育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镇街道办事处设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负责计划生育日常工作。
第二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根据需要设立计划生育机构或者配备计划生育专（兼）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负责处理节育技术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县、乡级计划生育服务站，负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节育技术和药具服务工作。
第二十九条 计划生育、民政、公安、劳动、司法、计划、财政、教育、科技、卫生、医药、工商、文化、新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章 奖 励
第三十条 男女双方晚婚的，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两周；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两个月。增加的婚假和产假，视为出勤。
对实行晚婚晚育的农业人口，可以免去一年的集体义务劳动工。
第三十一条 生育一个子女后，采取节育措施不再生育的，经夫妻双方申请，所在单位核实，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凭证享受以下待遇：
（一）从申请当月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由所在单位发给每月不少于十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双方所在单位分担，行政事业单位从行政事业费中开支，企业单位从企业基金中开支，城市无业居民的奖励费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从计划生育费中开支，农民的奖励费从集体提留或者乡（镇）、
村企业留利中开支。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退休金为百分之百的不加发）。
（三）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学、就医、招工。城镇分配住房、农村划分责任田和宅基地应当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生育的，追回其凭证领取的各种奖励，停止其凭证享受的各种待遇。
第三十二条 对符合条件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由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有关部门对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应当关心、支持和保护。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但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不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对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处理，加大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数额，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职工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生育费用自理，不发产假工资，不发子女入托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不符合照顾生育规定又生育的，五年内不予提职、晋级，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并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三十五条 计划外生育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第三十六条 对非婚生育的从重处罚。严禁非法收养子女，违者视同计划外生育，并按子女总数计孩次予以处理。
第三十七条 严禁溺婴、弃婴、虐待女婴或者女婴的生母，违者视情节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计划外怀孕，经说服教育在十五日内拒不终止妊娠的；
（二）容留、包庇他人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
（三）骗取、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生育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节育证明、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计划生育证明的；
（四）侮辱、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拒绝、阻碍其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擅自鉴定胎儿性别和做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
（六）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摘除宫内节育器、施行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手术的；
（二）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节育证明、假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三）为不符合法定条件者办理生育证、病残儿鉴定证明的；
（四）玩忽职守，造成计划生育手术事故的；
（五）挪用、贪污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或者其他计划生育经费的；
（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损害的。
第四十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虚报匿报人口数字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票据。收入缴同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
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收费或者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对突破人口生育计划或者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由主管部门和人民政府给予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6年10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
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资金、物质和技术投入，为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第五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提倡晚婚、晚育。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二十三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三、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生育，女方系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女方系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持生育证中期妊娠后非医学需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妊娠。”
五、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从申请当月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由所在单位发给每月不少于十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双方所在单位分担，行政事业单位从行政事业费中开支，企业单位从企业基金中开支，城市无业居民的奖励费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从计划
生育费中开支，农民的奖励费从集体提留或者乡（镇）、村企业留利中开支。”
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学、就医、招工。城镇分配住房、农村划分责任田和宅基地应当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
六、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合并为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但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不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对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处理，加大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数额，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职工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生育费用自理，不发产假工资，不发子女入托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不符合照顾生育规定又生育的，五年内不予提职、晋级，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并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
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将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改为第三十六条。
七、第三十五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计划外怀孕，经说服教育在十五日内拒不终止妊娠的；
（二）容留、包庇他人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
（三）骗取、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生育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节育证明、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计划生育证明的；
（四）侮辱、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拒绝、阻碍其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擅自鉴定胎儿性别和做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
（六）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摘除宫内节育器、施行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手术的；
（二）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节育证明、假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三）为不符合法定条件者办理生育证、病残儿鉴定证明的；
（四）玩忽职守，造成计划生育手术事故的；
（五）挪用、贪污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或者其他计划生育经费的；
（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损害的。”

八、增加三条，作为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虚报匿报人口数字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票据。收入缴同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九、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收费或者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删去第三十八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的顺序和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出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88年7月20日